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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克里斯蒂安: 丝绸之路还是草原之路?
    ——世界史中的丝绸之路

    作者:    日期:2017/1/4 10:05:00    来源:本站  浏览量:

    本文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毕业于牛津大学,美国历史学家,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主要从事全球史方面的研究。他最初研究俄国和苏联历史,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着手研究“大历史”理论。他现在是“大历史”教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担任国际大历史协会主席。他的代表性著作有:

    《大历史概论:从原点到宇宙万物》(Big History:Between Nothing and Everyting);《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极简人类史》(This Fleeting World: A Short History of Humanity)。

    (附:本文刊发于《西北民族论丛》(周伟洲主编)第14辑(2016年)作者单位:美国历史学家,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主要从事全球史方面的研究。译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校对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代史学并未完全领会到丝绸之路生态的复杂性,因此也没能理解其古老性或者掌握其在欧亚历史中的重要性。丝绸之路对农耕文明(agrarian civilization)区域之间在物品、技术和思想的相互传播上所扮演的角色已得到很好的理解,但是对于丝绸之路扮演的跨生态(trans-ecological)角色却缺乏理解——事实上这一角色同样在游牧和农耕之间实现物品和思想的传播。后一个交流体系,虽然更少被知晓,但是在时间上却早于“跨文明”(trans-civilization)交流体系,并且在功能上对整个系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意识到生态间交流体系的存在能够推动我们修正对丝绸之路年代、意义和地理上的理解。

    此外,认识到丝绸之路角色的双重性会影响到我们对于整个非洲—欧亚(Afro-Eurasian)历史的理解。丝绸之路上许多跨生态交流把非洲—欧亚的农耕文明,非国家化的森林狩猎团体以及草原游牧群体连接为一个至今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交流体系。所以,非洲—欧亚的历史除了其多样性之外,也保留了根本上的统一性,这表现在相同的技术、艺术风格(style)、文化和宗教信仰,甚至是疾病,而且我们最好将其一体化的范围视作与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有着巨大差异。

    全球史学者愈发注意到非洲—欧亚历史根本上的统一性。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巴里·吉尔斯(Barry Gills)已经指出整个非洲—欧亚地区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都属于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和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最近也重申了非洲—欧亚历史的一体性。但是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相似的看法,他当时说道“至少是从两三百年前开始,整个非洲—欧亚的文明就是连贯的;这一区域最终无法分离开来…整个非洲—欧亚大陆提供了唯一一个足以回答更具普遍意义和更为基本的历史问题的语境(context)。”

    本文旨在说明丝绸之路在创造和维持非洲—欧亚的一体化历史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此外,这也是一个对全球史怀有兴趣的历史学者对丝绸之路更大历史意义的尝试性梳理。

    定义

    德语Die Seidenstrassen最初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19世纪晚期提出。他以此描述经由中亚将中国、印度和地中海世界联系起来的贸易路线。采用复数的形式是因为丝绸之路(silk roads)是一个由多样的物品交换而形成的历史中不断变化的道路网络。丝绸则因为其华丽、轻便和高价值而成为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商品,但同时也运输其他许多商品,包括瓷器、玻璃、贵金属、宝石和牲畜。反过来说,物资也仅仅是丝绸之路多样化交流中的一个因素。丝绸之路也存在着疾病、语言、技术、艺术风格、宗教和基因上的彼此交流。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有时也包括海上路线,其连接了地中海、非洲、印度半岛、东南亚和中国。这些海上道路当然在维持非洲—欧亚历史的根本性一体化上同陆上道路一样重要,但是在本文中,仅仅为了简化的目的,我聚焦于路上丝绸之路。同样可能武断的是,我也排除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讨论。然而,我所说的又比传统丝绸之路的范围稍微大一些,定义为在非洲—欧亚大陆的主要地区之间的商品、思想和人口交换的长距离或中距离陆上通道。

    这真的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定义。其唯一的新奇之处在于有意使用了含糊的区域(regions)这一概念而不是文明(civilizations),同时有意使用交流(exchanges)来替代贸易(trades)。我用区域是因为该词保持了一种开放性,使得农耕文明与非农耕群体、非农耕群体之间的交流同农耕文明之间的交换一样重要。而且,我选择更为宽泛的交流这一概念,因为贸易一词无法表明丝绸之路上交流的多样性。

    历史编撰学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出现之后就被历史学家广泛使用。19世纪晚期英俄之间在亚洲的帝国冲突被称为“大博弈”(Great Game),由此引发了英国和俄国的政府官员、外交官和学者对丝绸之路的兴趣。这一兴趣激发了20世纪初期对新疆的一系列探险考察,在彼得·霍普科克(Peter Hopkirk)的《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中有着大量描述。这一系列的探险考察中,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 和斯文·赫定 (Sven Hedin)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挖掘出了古城遗迹,这些地方曾经经历过繁荣,如今却是已被人遗忘的存在。他们正是从中揭示了古典时期丝绸之路在文化和商业交流上的规模及其重要性。

    从此,丝绸之路在中国、地中海世界、内亚(中亚)的历史编撰学中获得了一个稳固的位置。其结果就是,大量关注细节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都致力对丝绸之路历史和功能进行解释。已经有了好几部有关丝绸之路历史的综合性作品,同时还有了数目更多的通俗文学作品,其通常想象丰富,颇受大众欢迎。最后,因为丝绸之路在非洲—欧亚大陆不同区域之间的核心角色,在近来的世界史书写中也占有中心位置。菲利普·科廷(Philip Curtin)已经在探索犹太商人(trade diasporas)在丝绸之路上以及其他主要贸易体系中的角色。威廉·麦克尼尔已经证明了丝绸之路在欧亚大陆疾病史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其认为在汉朝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控制新疆之后,丝绸之路创造了一个一体化的欧亚贸易体系。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描绘了13世纪丝绸之路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杰里·本特利则讲述了丝绸之路上文化和宗教的交流。而在最近,弗兰克和吉尔斯认为,丝绸之路创造了一个单一的非洲—欧亚世界体系,并且可能是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就出现了。

    尽管有着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丝绸之路的文学作品,丝绸之路的“理论”却很少,但丝绸之路却又值得进行高水平的普遍性分析。这样的理论已经由诸如科廷、麦克尼尔、弗兰克以及吉尔斯这样的全球史学者创造出来了。现在缺少的是内亚研究,这是因为对该地区进行严谨的基础研究所需的令人生畏的语言和技能要求使人们望而却步。这样的困难又因为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之间的劳动分工而加剧。这两个学科为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相当不同的视角,文字材料无可避免地强化了有文字的文明的地位;考古证据则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无文字社会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很难将考古证据整合到书面历史中。然而,只有当这两条路径联合在一起,才有可能获得丝绸之路的完整画面。

    因为主要依赖文字材料,丝绸之路的历史编撰集中在“跨文明”交流。结果,主要农耕文明之间的贸易波动决定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周期。跨文明交流主要有三个或者四个繁荣时期:公元前最后一个一千年末期,公元第一个一千年早期,公元6到8世纪以及蒙古帝国时期。

    跨文明交流的周期提供了一个丝绸之路历史编撰的自然起点。虽然标准说法也承认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末期之前丝绸之路存在着零星的交流,但是也坚持丝绸之路真正的第一次繁荣只能在公元前一世纪。丝绸之路的兴起又被认为是沿线几个关心商业利益的农耕帝国出现的结果,这几个帝国是:汉朝、罗马、安息和贵霜。公元前6世纪开始阿契美尼德王朝、马其顿帝国和塞琉古王朝先后从西向东挺进并控制中亚,但是在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则从东向西进入中亚。东西之间一系列的联系是由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实现的。他在公元前139年至125年出使中亚地区并且开启了汉帝国向新疆的扩张。正如巴托尔德(Barthold)指出的,这一被司马迁记录下来的旅行,是欧亚历史中的重要一页。张骞记录了希腊化的大夏在公元前130年的衰落,也就是在他到达这一地区的两年前。但是这一事件同样存在于西方材料中,使之成为“第一个在西方(希腊)和远东(中国)都记录的世界史事件”。根据卡修斯(Dio Cassius)的记载,罗马人第一次看见高品质的丝绸是在公元前53年,并且是卡雷尔战役中安息人在罗马军队前展开的旗帜。这一方式因为罗马军队此次战役的失败而显得令人惊骇。从此之后,就可以在文字材料中找出好几条从中国通往西方的路线。他们穿过现在的新疆(至少三条主要的道路),通过中亚,然后可以通过阿富汗到达克什米尔和北印度,也可以从印度出发由海路抵达地中海,或者由陆路通过伊朗,穿越高加索,甚至可以从好几条道路穿过里海北部和黑海。正如菲利普·科廷指出的,“比较令人意外的是,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初,穿过中亚的从中国到地中海东岸的陆路就有着定期的贸易往来。

    传统记录表明,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丝绸之路的重要性起起落落,部分是受到草原和农耕文明(中国、印度、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关系稳定性的影响,部分也是因为主要农耕文明地区经济和政治条件变迁的结果。当农耕文明或者游牧帝国占领了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地区时,商人旅行更为自由,安全成本也更低并且交通也更为兴旺。可以对无法确定波动产生的精确时间找到托词,但是(商路)良好的条件大概是在公元前100年到公元元年之间形成的;公元2至3世纪则正是贵霜帝国繁荣时期;唐朝和伊斯兰力量兴起的早期则是在7到8世纪之间;接下来是蒙古帝国时期。科廷就最后两个时期写到:“阿巴斯帝国和唐王朝的同时兴起使得通过亚洲和非洲北部的长距离贸易变得相对容易,事实上这一距离相当于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穿过亚洲的相当开放的贸易……在1250年蒙古帝国控制了亚洲北部绝大部分地区之后第三次出现了——这也使得诸如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人有机会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探访中国。”

    在传统的历史编撰中,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终结于蒙古时期,那时丝绸之路被包括海上路线的其他商路所遮盖,游牧社会作为整体也陷入衰落。正如艾琳·M·弗兰克(Irene M. Franck)和大卫·M·布朗斯通(David M. Brownstone)所指出的:“在蒙古人走过丝绸之路最后的伟大时刻……伴随着君士坦丁堡在15世纪中叶的陷落,丝绸之路决定性地衰落了。虽然跨亚洲的贸易和旅行会继续,丝绸之路将不会恢复过来。”

    跨生态交流和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

    对丝绸之路历史的传统记载已经相当精确了。然而,他们低估了途经草原的跨生态交流并且扭曲了对丝绸之路的历史和地理的理解。对丝绸之路扮演的跨生态交流作用的忽视是令人惊奇的,因为广泛而古老的跨欧亚生态间贸易的证据十分充足和明显,并且已经在最近的欧亚游牧生活的研究中接受了严密的检验。

    首先,丝绸之路多元的地理环境表明跨生态交流和跨文明交流是同样重要的。整个丝绸之路穿过或沿着的干旱草原或沙漠都被游牧民所占据。正如科廷所指出的:“物品通常穿过这个生态上差异巨大的地区而不是一个环境同质化的地区。”换一种说法,如果丝绸之路没有像与文明间交流那样和生态间交流紧密结合在一起,那才令人惊奇。

    第二,任何一个丝绸之路贸易商品的清单都会显示其中包含了大量草原和林区的产品,同时农耕世界的部分产品是出口到草原地区的。任何对丝绸之路沿线贸易物品的列举都可以用于证明这个观点。下面仅仅是随便举一个例子。伊斯兰地理学家穆卡达西(al-Muqaddasi)大约在公元985年列出了中亚出口的部分产品:

    来自铁尔梅兹,香皂和阿魏(一种树脂味浓烈的草药);来自布哈拉,柔软的纺织品,祈祷用的地毯,覆盖地板的纺织物,铜制灯具,泰伯里(Tabari)薄纱,马匹肚带(绕在需要固定的地方),Ushmuni的纺织品(来自于埃及的Ushmunayn),油脂,羊皮,用于受膏的油;……来自花剌子模,黑貂皮,白鼬皮(一种白色的毛皮),貂,草原狐狸的毛皮,貂皮,狐狸,海狸,斑纹野兔和山羊;还有蜡,箭头,桦树皮(做匕首套或者碾碎当药),琥珀,精致的马皮革,蜂蜜,榛子,猎鹰,宝剑,盔甲,khalanj木制品,斯拉夫奴隶,羔羊和骆驼。所有这些都来自于布哈拉,但是花剌子模也出口葡萄,葡萄干,扁桃仁糕点,条纹纺织品,地毯,毛毡大衣,用做皇室礼物的绸缎,头巾,锁具,Aranj纺织品(可能是棉织物),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拉动的弓,rakhbin(一种奶酪),酵母,鱼,船(铁尔梅兹也在出口)。撒马尔罕则出口银饰彩色纺织物(simgun)和撒马尔罕第 纺织品,铜制容器,工艺酒杯,帐篷,马镫,缰绳,皮带;……沙什(Shash)(今天的塔什干)则出口高马鞍,箭袋,帐篷,兽皮(经突厥式鞣制而成),斗篷,祷告地毯,革制披风,亚麻籽,上好的弓箭,低质量的顶针,出口到突厥人的棉花,剪刀;还是从撒马尔罕出口的,贩卖给突厥人的绸缎,被称为mumarjal的红色纺织物,Sinizi衣物(来自法尔斯地区,虽然最初的亚麻来自于埃及),大量丝绸和丝绸制品,榛子和其他的坚果;来自费尔干纳和白水胡城(译者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锡腊姆),突厥奴隶,白色纺织物,武器,宝剑,铜具,铁具;来自于塔拉斯的山羊皮。…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布哈拉的肉,被称作ash-shaq (或ash-shaf )的甜瓜,花剌子模的弓箭,塔什干的瓷器,撒马尔罕的纸张。

    即便简单扫过这张清单,就可以发现许多物品都是来源于跨生态的交流而不是跨文明的交流。穆卡达西的观点很有帮助,大多数由花剌子模出口的物品是来自伏尔加不里阿尔(Volga Bulghar),也就是位于如今喀山的核心地区。但是即便没有这张清单的帮助,现代人也会立即发现典型的草原和森林产品,其中包括来自草原北部森利地区的牲畜、畜牧产品、奴隶和毛皮,或者来自北部的猎鹰、海狸香、海象牙和琥珀这样的异域之物。甚至诸如花剌子模生产的手工艺品都常常是为了出口到草原社会。在希罗多德时代,希腊工匠所制造的大量物品就在黑海的贸易城市流通。

    丝绸之路的城市地理分布也表明了跨生态路线的重要性。如果说长安(现在的西安)、喀什葛尔或者布哈拉坐落于主要的跨文明贸易路线的两边,那么其他许多城市则不是这样。而这并不妨碍这些城市实现繁荣。这些城市就有花剌子模的玉龙赤杰(Gurganj);锡尔—阿姆河旁边的塔什干;北京北边的卡尔甘(Kalgan);克里米亚的刻赤(Kerch);伏尔加河的萨莱(Sarai)。所有这些城市都位于草原或者其边缘,并且他们的生存都有赖于穿行于他们之间的驼队所创造的商业财富,及由此而形成的各个城市之间的良好关系。花剌子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的军事安全和商业繁荣完全在于成功维系游牧民众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在与草原和西伯利亚的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千年以前在玛瓦拉纳赫尔(Mawara'n-nahr)和呼罗珊可以发现花剌子模人的身影,他们高高的毛皮帽子十分显眼。

    但是我们并不需要仅仅依赖一种感觉来证实。有着足够的文字和考古学证据来表明跨生态路线穿过了主要的跨文明路线,后者从中国抵达地中海并且连接着草原和农耕地区。这些证据表明这些横贯性的路线并不能完全被跨文明路线所覆盖。他们的历史要比丝绸之路主要的贸易路线更为久远,并且往往被整合到丝绸之路的运转之中。证明跨生态交流的重要性和广阔性的证据在整个丝绸之路历史中大量存在,并且追溯到史前史时期(prehistory)。

    聚焦于丝绸之路的跨生态部分表明重新审视丝绸之路历史的需要。首先,这显示了丝绸之路起源于前历史时期。其次,这展示了对古典时代丝绸之路所发挥功用的不同理解。第三,这帮助解释了在第二个千年,也就是进入现代的时期,丝绸之路发生的地理转换。

    丝绸之路前史

    考古学的研究给出了他们对丝绸之路起源的理解。来自于欧亚内部(Inner Eurasia)草原的证据显示这一地域范围广阔的交流体系相当古老。原因十分简单。可能在公元前4000年以来,至少是在公元前3000年以来,广泛采用骑马的进行移动的游牧群体就已经占据了中央欧亚的草原。骑马则确保了他们之间的关联和影响能够扩展到相当大的范围。事实上,具有机动性的游牧生活方式的出现应该视为对以丝绸之路为标志的跨欧亚交流网络起源的解释。

    最早关于骑马群体的证据来自于乌克兰东部和俄罗斯南部的斯莱德涅斯多格(Sredny Stog)群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虽然在同一时期对于马匹的驯养可能发生在诸如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博泰(Boatai)这样更靠东的地区。将马用作交通工具是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所说的“副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中一系列技术创新的一项。这使得畜牧规模得以扩大,由此也带来了更强、更多的移动能力、毛皮、奶制品和肉制品。更为密集的动物饲养使得整个社会群体主要依赖家畜产品生活。反过来说,也第一次使整个社会群体可以定居在欧亚内部草原地区。游牧相较于农耕更倾向于移动性的生活,因为要饲养大量的牲畜,这促使他们在一年之中从一个草场迁移到另一个草场。在俄罗斯南部和哈萨克斯坦西部出土的公元前四千纪中叶的坟墓里面有陪葬的家畜,这说明了移动性的增强。

    中央欧亚游牧民的移动性表明欧亚草原地区的思想、物品、语言和习俗的联系和交流是十分广泛和有活力的,并且这种草原地区的联系一样会穿越生态边界进入到农耕社会中。这种跨生态的交流最早出现的形式,是游牧民将他们的产品(牲畜、肉兽皮和羊毛)与他们边界上诸如乌克兰的特里波耶(Tripolye)农耕文化群体进行交换。这也证明了,可能早在公元前4千年的晚期,游牧社会无论是战争还是贸易的影响力已经遍布于一个巨大的区域。最早的游牧民劫掠农耕社会的线索指向公元前4千年晚期。但同时,游牧民也在草原内部扩张。到公元前2千年,游牧民已经扩张到东哈萨克斯坦乃至进入蒙古的部分地区。在这片广大区域中,各个游牧群体表现出了显著的技术、文化甚至是语言上的统一性。J·P·马洛里(J.P.Mallory)在其对印欧语传播的卓越研究中得出结论:“逐步累积的证据已经表明,公元前3000年存在一个从庞蒂克—里海向东延伸到叶尼塞河的广阔区域,其在物质文化、经济、仪式和体质类型上相一致。”这一区域的地理尺寸反映了游牧文化的高度移动性,并且技术、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也在不同的游牧地区展开。显然,物品、文化和思想的跨欧亚交流要早于对丝绸之路的传统认识而至少上溯到公元前2千年,并且这些交流几乎完全是由生存于欧亚内部草原的游牧民来沟通的。

    草原内部或和外部所交流的内容是什么?语言当然是其中一项。游牧民的扩张使得印欧语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庞蒂克草原的某个地方传播到现在的新疆。在公元前2千纪印欧语也传入到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北部。语言的传播主要依赖于游牧民的迁徙。在公元前1千年之前,迁徙的方向主要是从西向东。但是从东向西的移动从公元前1千年左右开始变得重要,而到了公元前1世纪,向西的迁徙成为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突厥语族的传播开始出现。虽然部分产品毫无疑问是经过一连串的部落间交易或者礼物馈赠进行的,但跨越游牧和农耕界限的商业贸易很可能十分活跃。在草原内部新技术的传播尤其重要。这包括了游牧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技术——牲畜管理,马匹和骆驼作为交通工具的使用等等。在公元前3千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小麦和大麦可能已经通过草原传播到了中国北部,同时带来的是所需的种植技术。对于游牧民而言,在主要的游牧生活之外也偶尔种植粮食作物。金属冶炼技术也在草原内部和外部传播。

    E·N·切尔内赫(E.N.Chernykh)认为,青铜时期在高加索和更北部的游牧地带两个金属制品生产地区之间存在着活跃的交流。公元前1800年之后,在这一地区更东边的位置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冶金地区”(metallurgical provinces)。此后金属冶炼技术向北扩展到西伯利亚(在那里,森林居民开始成为金属制品使用者),向南扩展到中亚,并向东传播到哈萨克斯坦、蒙古草原和华北部分地区。这强有力的证明了青铜铸造技术是独立于中国发展起来的,从而这些新出现的“冶金地区”可能反映了中国的冶金传统和在其西部方向的冶金技术汇聚到了一起。二轮战车的技术也可能时通过草原地区传播到中国、印度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如今的马格尼托哥尔斯托克(Magnitogork)附近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辛塔什塔(Sintashta)文化中精致的殉葬马匹,包括了一些轻型战车或“二轮战车”。

    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甚至可能在更早的时间,语言、基因、技术、艺术风格和生活方式都通过欧亚内部的草原,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在移动性更弱的亚欧农耕文明中交流。游牧民和农耕民在草原边缘进行的区域交流证明了整个非洲—欧亚大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草原内外交流的影响。到了公元前 2000年,不同农耕文明之间也通过草原进行物品交换。公元前3千年,很可能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亚之间有物品运输,并且在中原出现的玉石和翡翠表明中原和塔里木盆地早在公元前2千年左右就有着联系。丝绸之路的中心部分在公元前2000年就已经有商业活动。在中亚这个跨欧亚交流的交汇口上,在公元前3千年末期,城市中心就逐步繁荣起来,而且城市中心的财富积累很可能是依托于中距离或远距离的贸易系统的。最近发现的同一时期的中亚城市文明被称为“阿姆河文明”。商贸和草原之间关联的重要性也由游牧人所制造的交通工具得到证明。阿姆河的城市也经由草原实现思想和宗教观念的交流。类似于吠陀梵语(Vedic)的“soma”或者拜火教的“haoma”这类在阿姆河Qala出现的致幻物,可以被解释为是来自于草原的萨满教的影响。一个出土于托戈洛克遗址的令人着迷的圆形印章刻画了杂耍艺人戴着猴子面具击鼓而舞的样子。事实上,傅良辅(Francfort)认为,萨满教对于阿姆河文明肖像画的影响甚至要大于中东。随后的类比则表明,在阿姆河附近的城市,从邻近的游牧民那里买来牲畜又把粮食卖给他们这一状况很有可能存在。此外,包括灌溉中心和Qala在内的阿姆河附近的城市都扮演着商队旅馆的角色。但是绝不仅仅是在这一区域内才出现跨生态贸易。阿姆河的城市也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内印度进行贸易。最令人关注的是,他们甚至可能和中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贸易。最早在中国之外发现的丝绸是在大夏北部的萨帕利(Sapalli),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千年。这对上一句的观点加以佐证。到公元前2000年,阿姆河文明成为跨生态和跨文明贸易网络的中心。这一网络覆盖了整个非洲—欧亚大陆。

    诸如此类的证据佐证了最近有关丝绸之路的看法,“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已经有一条明确延伸至亚洲的贸易路线;并不是一条可由一个人完全走完的连续道路,而是由亚洲西部到中国之间一连串的贸易连接起来的近5000里远的道路。”这也佐证了弗兰克和吉尔斯的观点,从公元前2000年以来整个亚欧大陆被纳入到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之中。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个世界体系联系着这两个相互区别的交流网络:一个是处于萌芽时期的跨文明交流网络,其中心是阿姆河文明附近的城市;另一个范围更广、形成时间更长的交流体网络则处于欧亚内陆草原甚至超过这一区域。

    总而言之,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的交流网络已经作为一个富有活力和覆盖广泛的交流体系在中央欧亚草原内部运作,有时甚至溢出这一范围。这个结论似乎是相当合理的。早期的交流系统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游牧社会。正如弗兰克和布朗斯通所指出的:“在很早的时候,游牧民就将铜制品、锡制品和绿松石从伊朗带到了城市,也从蒙古的阿尔泰山带来了黄金,从阿富汗带来了青金石和红宝石,从西伯利亚带来了毛皮,从印度带来了棉花,以及游牧民自己的羊毛、兽皮和牲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描绘出了穿越亚洲的主要路线,丝绸之路就在其中。

    一旦意识到这些交流网络的深层根系(deep roots)和游牧民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就要求我们对古典时代丝绸之路历史的标准解释进行严格反思。我们已经看到对丝绸之路起源的标准历史解释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中国和中亚之间国家支持(state-sponsore)的贸易。这种贸易类型的发展当然是重要的,并且其被保留在了文字材料中,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它们能稳固地存在于丝绸之路的历史编撰之中。然而,如果我们将视角转换到内亚草原,并且更多地运用考古证据的话,我们会注意到活跃的跨欧亚交流体系在汉武帝之前就已经存在。事实上,汉武帝如同之前的阿契美尼德人和马其顿人一样,仅仅是通过武力介入已经建立起来的跨欧亚交流中。

    已经有一些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1千年,草原内的交流体系就在不断增强。最令人瞩目的证据就是新技术和艺术风格在草原上的传播。我们所说的“斯基泰”(Scythic)生活方式从中部草原向外传播。曾在黑海北岸遇见过斯基泰人的希罗多德就描述了这种生活方式。希罗多德给出的描述与中央欧亚的状况是相同的。斯基泰风格的图案、伊朗风格的地毯以及显然是中国仪式上所用的二轮战车在图瓦(Tuva)附近的巴泽雷克(Pazyryk)——公元3到4世纪的一座坟墓——的发现,表明了甚至中央欧亚草原深处的社会在公元前1千年就与丝绸之路的两端相联系。斯基泰文化也对周边农耕文明施加了压力。公元前2千年对印度的入侵仅仅是公元前1千年对伊朗入侵的先导。到了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遭到草原民众周期性的攻击,最后一代入侵者成为了地方统治精英,建立了米底王国(Median)和波斯帝国。在草原世界的另一端,华北列国于公元前4世纪已经引入了骑兵作战方式来应对游牧民从北部带来的军事压力。这些游牧民已经有了许多斯基泰文化的特征。与草原联系的增多也反映在骑兵作战传播到草原之外、雇用草原骑兵以及草原贸易增多这些历史现象上。在与草原的贸易中,游牧民用马匹和牲畜交换诸如丝绸或者陶瓷这些大型农耕文明才有的物品。

    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体系在草原的出现,加速了交流的进程。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斯基泰商人通过当地人进行远途贸易。交流网络可能已经覆盖到阿尔泰山,我们在那里的巴泽雷克坟墓所发现的貂皮衣服和黄金表明在鲁滨逊(Rubinson)所称的“毛皮之路”上存在着繁荣的贸易,并联系着西伯利亚和中国。而这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就出现了。刻赤半岛对于希腊人和斯基泰人的重要性则表明了顺着顿河通往伏尔加、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的草原道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已经在商业上具有吸引力。然而,这些早于希罗多德时期,通过草原覆盖到从斯基泰到阿尔泰的中继贸易体系并不能常规化地或者系统性地运行,因为在斯基泰所发现的来自于中亚或东亚的物品很少。

    相较于斯基泰人建立的各种政权,匈奴建立了实力更为强大,组织更为完善的草原帝国。这一时期关于草原贸易的证据就更为广泛了。汉武帝的使者张骞抵达中亚的时候就惊奇地发现,一些中国的物品已经在中亚广为流传,其中包括一种特别的中国竹子。安息商人在公元前150年将中国的丝绸销往希腊。这些物品运输过程中可能穿过了匈奴控制的新疆地区,或者从中国运往印度再到达中亚。无论哪一条路,我们都可以确定匈奴与新疆地区(他们控制这一地区直到公元前2世纪)进行贸易,并且从中抽取贡赋。但是他们也控制了中亚的交流体系,并很有可能也获取贡赋。在蒙古北部,公元前1世纪的诺颜乌拉(Noin-ula)墓地中所发现“羊毛织品、挂毯和刺绣,都是从粟特、大夏和叙利亚带来的。从汉帝国到南方,大量各种丝绸衣物、刺绣、含棉丝织品、漆器和青铜首饰都被运往匈奴王庭。”公元前2世纪汉朝运往匈奴的大量物品,大部分是两个政权朝贡关系确立后以贡赋的形式实现的。这也意味着,并非汉武帝而是匈奴的伟大领袖冒顿单于开启了公元前最后一个1千年丝绸之路的新纪元。

    汉武帝在公元前2世纪末期对新疆的控制真正导致的是丝绸之路当中的一条新的线路被开发了出来,这条路线避开了匈奴控制的蒙古。如同公元前6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对中亚的占领,其实质依旧是农耕帝国企图控制更大范围的贸易路线的尝试。这些路线主要穿过欧亚内部的草原地带,往往也由游牧民所控制。农耕帝国在丝绸之路上的利益增长,无疑活跃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无论是阿契美尼德王朝还是汉王朝都提高了其所控制之下的丝绸之路沿线的舒适和安全程度。

    但是农耕文明没有控制整个丝绸之路。相反,甚至在公元前最后一个1千年,游牧民对于丝绸之路的运转依然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能够直接控制丝绸之路的政权还是来自游牧民:安息,匈奴和月氏。此外,即使是在文明间贸易活跃的时期,依旧有大量的贸易经过草原进行。例如,在汉武帝破坏了匈奴对丝绸之路的垄断并且在新疆建立了自己的贸易路线之后,穿过草原的贸易路线依旧维持了下来。公元前81年,汉朝官员评论道(这篇文章中虚假地表示中国对于贸易不感兴趣):“一匹朴素的丝绸就可以换取匈奴好几块黄金,因此也就消耗了敌人的资源。骡子、驴和骆驼沿着通畅的道路进入边疆;马、带有斑纹的马和枣色马也能够到我们手中。黑貂、旱獭、狐狸和獾的毛皮,多彩的毯子和装饰用的地毯,翡翠、幸运石、珊瑚和水晶充斥着帝国府库。”

    草原在唐代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如我们所见,丝绸之路常被认为在公元7世纪的唐代实现复兴。事实上,唐代建立之前丝绸之路已经复兴,并且要归功于强有力的游牧统治者,也就是突厥人。他们很可能继柔然之后在公元6世纪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唐朝和突厥都与粟特商人进行贸易,粟特商人则从他们先辈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就控制了类似的跨生态交流。毫不夸张的说,在蒙古人的保护下,丝绸之路延续着繁荣。蒙古人绝不仅仅是中原王朝或者波斯的代理人。在公元13世纪中叶,蒙古高原深处的帝国首都哈拉和林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一个停靠站。

    向北扩张

    关注丝绸之路的跨生态部分也表明了丝绸之路在最近一千年所具有的历史特点。莫里斯· 罗萨比(Morris Rossabi)已经谈到,即使丝绸之路传统的跨文明路线从16世纪以来陷入衰退,但是跨生态的路线则并不如此。相反,跨生态路线继续繁荣了下去,也引导草原北部新路线的产生。这些更北部的贸易路线所具有的特质,在奥德丽·伯顿(Audrey Burton)那里已经被详细谈到。罗萨比认为,北方的这种转变是由传统路线的中断造成的。但是聚焦于丝绸之路跨生态的性质,则可以发现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支配跨生态路线地理环境的生态边疆(ecological frontiers)自身发生了转变。这种生态边疆近两千年来所发生的转变,是与公元500年以后被我们称为罗斯人(Rus)的土地上农耕的出现紧密相关的。随后的一千年,进一步从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展。正是农耕的传播以及大片的定居人口在草原北部的出现,正是新的、更偏北的丝绸之路支线得以出现的原因所在。游牧或者半游牧统治者发现,在北方有着和南方一样多的农耕群体,而部分人打算对这种公元500年之后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开发。

    这种生态边疆的变化是有着证据支撑的。首先,乌拉尔山西部很长时间以来就与西伯利亚的森林群体有着少量的贸易。10世纪的中亚学者阿尔-比鲁尼(al-Biruni)描述道,这一“不为人知的贸易”联系着伊斯兰商人和“Yugra”(现在的汉特人(Khanty)和曼西人(Mansi)):“在最远的地方,那些七重风土的人们,生活在Iura国(例如Yugra国)……(旅行者乘着)木质雪橇,装载着物资,由人或狗拖行;而(他们)也坐在其他骨制的(滑行载具)上(旅行),靠着它在短时间内进行长距离旅行。因为这里的荒凉以及商人的胆怯,Iura进行的贸易采用的是将物品放置在某个地方等人拿取的方式。”

    然而在公元1000年结束的时候,罗斯人的大量增加形成了一个新的商业开拓的方向,从中亚穿过哈萨克斯坦和伏尔加河直抵波罗的海。在近期的钱币学研究中,托马斯·努南(Thomas Noonan)已经发现7世纪时阿拉伯银币在上文提及的区域中流通。部分基于新的贸易系统所产生的收入,刺激了新的政治系统的产生。也正是在贸易扩张之下,7世纪中期可萨帝国才得以建立。以如今的达吉斯坦为基础,可萨帝国一路扩张成为9和10世纪最伟大的帝国之一。而该地区在此之前则没有一个这样强大和富有的政权。起初依赖于他们的游牧军队,其后逐步将权力的重心转向贸易。从途经中亚、高加索、庞蒂克草原、俄罗斯森林和波罗的海的商贸中获得收入。在公元8或者9世纪的某些时间里,可萨统治者改宗犹太教,很可能是因为犹太“拉唐人”(Radanite)(译者注:即说拉丁语的犹太商人群体)控制着可萨帝国的贸易,甚至如伊本·库达德本(Ibn Khurdadbeh)所相信的那样,整个丝绸线路(Silk Routes)都被犹太人所控制。在公元9世纪可萨人的北部出现了两个政权:伏尔加不里阿尔汗国和罗斯汗国。如同可萨帝国那样,这两个政权也是由对开辟贸易路线感兴趣的军事精英所领导的。这是因为贸易在农耕群体出现于北部出现之后就变得繁荣起来。两个政权都曾作为可萨帝国的属国,但最终都实现了独立。而随着公元10世纪罗斯政权的重组,两个政权结盟实现了对波罗的海到拜占庭商路的控制,绕开可萨帝国,凭借自身成为了一个主要的跨国力量。

    在公元13世纪到15世纪,金帐汗国——蒙古帝国后裔——控制了从中亚到东欧和波罗的海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路线。15世纪时,一个新的扩张时期开始了,实现独立的俄国向外扩张到乌拉尔山。俄国的扩张引发了农耕群体以涓涓细流的方式向西伯利亚南部边界移民。这为该地区在之前小规模的森林劫掠者和草原游牧者的交流基础上,跨生态交流的出现提供了新的可能。从公元16世纪以来,拥有长期内亚贸易经验的布哈拉商人,在与俄国、西伯利亚和中国的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亚商人从罗斯人的政权建立以来就沿着伏尔加河与乌拉尔西部进行贸易。并且在金帐汗国的穆斯林统治者控制这一地区时期,中亚商人就十分活跃了。在金帐汗国的后继者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汗国中,他们也依旧活跃。在俄国分别于公元1552年和1556年控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汗国之后,布哈拉商人开始更为频繁地直接与俄国交易。从公元16世纪商人的代理人就已经从中亚前往俄国,偶尔也有商人从俄国前往中亚。16世纪末期,当西西伯利亚在库楚可汗的控制下时,布哈拉商人就很愿意与这一地区进行贸易。17世纪早期,在该地区受到俄国势力控制之后,这样的贸易依旧延续。公元17世纪,俄国与中国进行贸易通常以布哈拉商人为中介,他们对俄国到中国的主要道路很熟悉。部分路线是对传统路线的延续,从伏尔加到中亚之后再抵达新疆和中原就是如此。一些路线则重新与丝绸之路在中亚东部的道路相接,例如穿越西西伯利亚抵达额尔齐斯河。其他的路线则与传统路线没有关系,比如从蒙古去往库伦,或者完全从西伯利亚穿过,抵达涅尔琴斯克然后再穿过蒙古。伯顿(Burton)列举了布哈拉商人的贸易路线:穿越花剌子模和哈萨克草原抵达阿斯特拉罕的进入俄国的路线,或者从里海航行到伏尔加河再到达撒马尔罕与喀山的进入俄国的路线;前往托博尔斯克、塔拉、秋明、托木斯克、克拉斯诺雅克、叶尼塞斯克和伊尔库茨克这些西伯利亚城市的路线;通往伊朗和土耳其的路线;通往印度的路线;通往喀什噶尔和进入中原的路线;进入哈萨克与蒙古的路线。

    丝绸之路网络向北方的扩展和密集化并不仅仅是中亚商人的选择偏好,从更深层次来看,它反映了欧亚内陆生态地理环境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出现了游牧民和农耕民之间的第二个跨生态边疆。这一边疆位于欧亚内陆草原的北部边界上。

    结论:丝绸之路和全球史

    本文对丝绸之路地理和历史书写的修正所得出的结论,已经超过了丝绸之路甚至是其所经过的众多社会的范围。对丝绸之路上所发生的跨生态和跨文明交流的探索,主要目的是表明由丝绸之路所维系的交流不仅年代久远,而且覆盖的范围也比通常所理解的更广。如果这个观点可以被接受,那么对于我们理解整个非洲—欧亚大陆的历史有着巨大的意义。这表明,非洲—欧亚的不同区域——农耕文明区域、游牧区域或者森林狩猎采集文化——都在进行着思想、语言、物品、纹饰图案,可能还有疾病的交流。这一结论强化了弗兰克和吉尔斯对于非洲—欧亚可能在公元前2千年以来就属于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的理解。同时也表明,同霍奇森很久以前以及弗兰克最近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所说的一样,像传统欧亚大陆那样的历史编撰,也就是将视野集中在各个不同的部分或者欧亚的“文明”区域,是一个重大的误解。相反,为了理解欧亚大陆每一个部分的历史,就需要看到,在每一个部分的背后是一个单一的非洲—欧亚大陆的历史。这与诸如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或者大洋洲那些其他世界区域的历史是不相同的。因为非洲—欧亚众多社会共享了许多重要的因素,而这源于丝绸之路沿线的交流。

    非洲—欧亚大陆不同部分所共享的东西具体是什么?这里有一个暂时性的初步清单。因为强调非洲—欧亚历史的一体性,我们就已经告别了传统的历史地图。作为草原之路沿线交流的结果,非洲—欧亚大陆共享了次级生产革命的许多因素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包括畜力在农耕、运输和战争中的使用以及对动物毛皮的利用。在随后的时期,包括复合弓和弩的使用,骑兵作战中盔甲的使用,围城作战的技术以及火药、印刷术和造纸术的使用,都在整个非洲—欧亚大陆广泛传播。非洲—欧亚大陆的不同部分也共享着宗教文化,其中有可在拜火教、道教、苏菲主义、摩尼教、佛教和部分基督教形式(根据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中发现的萨满教因素。也存在着包括在拜火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为直接的宗教交流。物质文化方面,非洲—欧亚大陆也共享了许多物品,包括丝绸、地毯、金属制品、陶器、毛皮和牲畜产品。文化和艺术风格方面,斯基泰艺术或者伊朗文化模式都沿着丝绸之路传播,萨珊王朝时期甚至远及日本,覆盖了非洲—欧亚大陆的绝大多数地区。我们已经知道,印欧语可能从欧亚内陆西部的某个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传播到欧洲、印度北部、中亚、伊朗甚至新疆。在此后的两千年,突厥语从相反的方向进行传播,取得了相似的成果。最近在新疆发现的明显是欧罗巴人种的木乃伊,显示人类和他们的基因也沿着丝绸之路广泛移动和传播。正如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所指出的,非洲—欧亚各个社会,部分因为利用牲畜上的相似,感染了许多源自于牲畜的疾病,但是这种交流同时也确保了他们对这些疾病共享了免疫力。麦克尼尔已经证明了十三世纪的大瘟疫是源于非洲—欧亚不同地区之间的病菌传染。事实上,这一周期性的病菌传播帮助解释了十分重要的欧洲人口变动问题,包括在公元1千年上半叶的人口下降和黑死病之后的人口下滑。这个共享的免疫系统也帮助解释了随后欧亚殖民主义的成功,尤其是在美洲和大洋洲。那里的人口由于对欧亚大陆的疾病没有免疫,所以在第一次与欧亚人群接触之后出现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最后,弗兰克和吉尔斯认为至少在非洲—欧亚大陆的农耕文明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以来就共享着贸易循环。

    因为许多重要的事物并没有通过丝绸之路交流,所以并不需要过度强调上面的结论。事实上,丝绸之路受到不同群体的控制,既有游牧群体也有农耕群体,他们参与到了漫长而又复杂的交流传播当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非洲—欧亚并未比之前更进一步整合在一起。其中之一就是精确的地理知识和文化知识并没能沿着丝绸之路很好的传播。这可能是因为在蒙古帝国之前只有很少的人可以完整地走完丝绸之路。关于丝绸主路两端相互之间的误解有着许多例子。普林尼(Pliny)在公元70年的作品《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将丝绸描述为在中国的树上长出的羊毛,并称赛里斯人(Seres)有着红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也提到了丝绸之路的中间商——月氏人。鲍桑尼亚(Pausanias)在公元2世纪写到,丝绸来自于一种蠕虫。阿米阿努斯(Ammianus)在公元4世纪仍然坚持丝绸是在树上结出来的。直到公元6世纪拜占庭获得并开始饲养桑蚕的时候,关于丝绸的知识才传到地中海地区。公元13世纪,马可·波罗对中国描述的广为接受也暗示了西方长时间对中国的无知。同时,中国的材料也同样显示出对地中海世界的无知。我们知道,虽然从公元前100年以来中国和安息之间就相互派遣使者,然而在古典时期,没有一个中国旅行者完整走完丝绸之路,。公元前97年,班超再次控制了西域之后,派遣甘英出使罗马。甘英抵达了接近所谓的大海(great sea)(可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条支后,安息官员希望保持他们对与罗马之间的贸易垄断,以路程漫长为由规劝甘英。他们告诉甘英,到达罗马还需要至少好几个月甚至可能花上数年,许多人在思乡病中丧生。于是,甘英返回中国,史料中也没有别人继续他的旅程的相关记载。直到了蒙古帝国时代,商人穿过整个丝绸之路已经司空见惯。奇怪的是,反而是由于丝绸之路这两部分之间的相互误解,才被现代历史编撰所保留了下来,才造成了对非洲—欧亚历史的根本性一体化这一观念的难以接受。

    正是这些限制了非洲—欧亚成为一个整体,并且传统的历史编撰也都着力于关注非洲—欧亚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即使如此,对于诸如丝绸之路这样长时间以来连接非洲—欧亚不同区域对象的细致研究,表明了必须重视非洲—欧亚根本上的历史统一性,并开始建构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和连贯性的非洲—欧亚历史。这样的历史建构可以对历史编撰的许多领域构成影响。弗兰克最近的作品已经说明了将非洲—欧亚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会产生怎样极具冲击力的历史编撰结果。正如其在《白银资本》中说到的,现代性的生成最好被视为丰富的经济和技术协同的产物,并且这一协同在欧亚大陆已经有了好几千年的历史,而不是某一特殊地区文化或者“文明”的独特产物。这一协同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其巨大的范围产生于非洲—欧亚世界内部,是对非洲—欧亚世界体系的巨大体量和其多样性的直接体现。对此的理解将会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现代性是生发于这个体系之中的,而不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马歇尔·霍奇森在其1967年出版的作品中也表达了相似观点:

    第一座城市,文化生活(literate life)若是没有那些习惯各异、创意不同的社会中或主流或支流的无数人的积累,是无法出现的。所以现代文化的巨变是以东半球所有城市人口的贡献为前提的。不仅是无数生活所必须的发明和发现——其更早时期的基础并不在欧洲,也是许多相当稠密、城市人口占据主流的广阔区域,他们通过区域间的商业网络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是在东半球逐步形成的。也正是在这里,欧洲的命运被塑造,欧洲的想象力也得到了训练。

    对这番激烈的言辞所需的唯一修改就是,游牧民在霍奇森所描述的这个交流体系中一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游牧民创造了丝绸之路这一16世纪之前最大的单一交流网络,并且在其运行中一直扮演核心角色。如果霍奇森和弗兰克是正确的,我们必须视现代性为一个复杂协同的产物,这个协同产生于我们称为“丝绸之路”的巨大的、古老的交流系统中。

    译者简介:

    袁剑,一带一路百人论坛研究院研究员。现任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一带一路”、中亚、边疆与跨界民族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1999-2012年先后就读于苏州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分获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2006-2009年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参与历史系DFG-GRK1288博士研究项目,2014年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南亚、藏学与佛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2015年任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东方学系高级访问学者。已出版学术专著《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学术译著《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假想的满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图绘暹罗: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译林出版社,2016年)等多部,主编《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三联书店,2016年将出)、《重新发现中亚》(三联书店,2017年将出)等。

    主持数项国家、省部级边疆与“一带一路”相关研究项目,在《人民日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读书》、《世界民族》、《西北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刊发论文40余篇(其中CSSCI论文30余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多篇。2015年起,受邀在深圳《晶报》(深港书评)撰写“中亚系列”专栏,广受好评。

     



    责任编辑:于泓